作品信息
藝術家:王鐸
作品名:雒州香山作
質 地:綾本
尺 寸:247×53.5cm
編 號:0856
估 價:3800000~4000000
成交價:RMB 45,360,000
王鐸 雒州香山作 2010五周年秋季藝術品拍賣會 古代書法專場 作品號:0856 2010-12-05 下午16:30
釋文:雒州香山作,舊日莊嚴地。林香景未殘,為心方知寂,入澗忽然寬。澄實側深場,鐘聲浮別巒。僧人說九老,仿佛見花壇。
釋文:雒州香山作,舊日莊嚴地。林香景未殘,為心方知寂,入澗忽然寬。澄實側深場,鐘聲浮別巒。僧人說九老,仿佛見花壇。
展 覽:1、“王鐸展”,日本,1979年。
2、“王鐸書法展”,日本、河南,1982年。
備注:村上三島藏品。
“神筆王鐸”與村上三島
鄒濤(旅日藝術家)
在日本,一提起王鐸(1592-1652),總會聯系到一位日本書家,就是村上三島(1912-2005)。在河南孟津“王鐸故居”,正門懸掛著的《神筆王鐸》牌匾,最初是村上三島先生的手跡,現在掛在背面。
1981年10月,村上三島帶領眾多弟子,以朝圣之心前往孟津參拜王鐸故居時,孟津王鐸老家的子孫們都已經忘卻了這位“神筆”先賢,村上在王家祠堂中找到了堆放在一邊的《瑯華館帖》,看得出已不知多少年不被人所重視了。當第二年村上再次拜訪王鐸故居時,發現故居已大不一樣,《瑯華館帖》已經得到了整理??梢?,村上及其弟子們的到訪,推動了當地的“王鐸”熱。那時,市場上流行“出口轉內銷”,正好可以來形容當時王鐸的情形。
村上三島學習王鐸始于二戰前,已有數十年,但他卻有一事不明而耿耿于懷,就是他藏有王鐸長條幅《雒州香山作》等等作品,發現王鐸作品中有積墨在綾上不規則流動的特殊現象,到底是由于什么原因,才能造成這種現象 這個問題王鐸同鄉、著名書畫家董壽平先生給村上做了解答,并實際演示了王鐸懸空書寫的特殊方法。(見附圖1)董壽平請人將長絹懸空拉直,他站在左側,提筆作書,積墨開始往中間方向流動。董壽平的演示,不僅解開了村上先生幾十年來面對的王鐸《雒州香山作》中積墨的不解之謎,也為“孟津故里忘卻了王鐸”挽回了面子,更顯示了國內書法家、學者對王鐸的研究和本來就具有的真正實力。從此,村上與董壽平結下了深厚友誼。
1985年,河南省和日本王鐸顯彰會在河南聯合舉辦了王鐸書法展,展示了王鐸的長條巨制,對河南書法界影響極大,一時間,河南王鐸書風興盛,在國內書法界也引起了極大反響。當今書壇的巨制展品,實始于河南書法界,而歸功于王鐸書法。從此,短短二十幾年,王鐸經歷了三百多年的沉寂后,又在中國書法界形成潮流,為書法學子們所景仰、學習。人們真正認識了這位書法史上繼顏真卿、米芾、趙孟頫以后的主要書壇代表。吳昌碩極為推崇王鐸,稱其“有明書法推第一”。享有“當代草圣”之譽的林散之評價王鐸是“自唐懷素后第一人,非思翁、枝山輩所能抗手”。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書學》一文中評價王鐸“在于明季,可說是書學界的‘中興之主’了?!眴⒐ο壬闷哐越^句盛贊王鐸:“筆陣聲威四海聞,敢移舊句策殊勛。王侯筆力能扛鼎,五百年來無此君。此余論書舊作,每以題孟津真跡。后二句為倪云林贈王黃鶴句,非孟津誰克當之。(跋王鐸《臨淳化閣帖草書卷》,另見《論書絕句一百首》)
然而,王鐸的沉寂是有客觀原因的。王鐸與黃道周、倪元璐一起成為天啟二年(1622年)進士,之后,不斷晉升,歷任庶吉士、翰林院編修、少詹事、經筵講官、東宮侍班、南京禮部尚書等。王鐸身逢亂世,仕途坎坷多艱, 1644年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禎帝殉于景山,滿人在北京建立了清王朝。而王鐸在南京擁立福王,任為東閣大學士。當順治二年豫親王帶領清軍攻陷揚州,福王逃往蕪湖,留王鐸守“江寧”(南京),他同禮部尚書錢謙益等開城門降清。他的兩位同年好友:倪元璐懸梁自盡,黃道周抗清而被俘,寧死不屈,被清廷殺害,而王鐸卻做投降。盡管降清后官位依舊顯赫,逝后贈太保,謚文安,由明朝舊臣變為清廷新貴,但由于變節,在“人品即書品”的年代,自然而然遭受排斥。甚至,在乾隆時期,查毀了王鐸的書刊,并將王鐸列入《貳臣傳》。從此,王鐸書名被淹。盡管歷代書法家們都很喜愛王鐸書法,但還是敬而遠之。包世臣只把王鐸列為“能品”,能算公道嗎 沙孟海說:“歷來論藝事的,并注重到作者的品格,王鐸是明朝的閣臣,失身于清朝的,只這一個原因,已足減低他的作品的價值好幾成?!保ā督倌甑臅鴮W》)王鐸的藝術與價值觀出現了乖離,藝術的高超,歷時三百年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
日本書壇歷史上其實也用有同樣情況。據村上三島先生回憶,在他二十出頭時,觀看京都“平安書道會”每年舉辦展覽時陳列的“明清名品展”,就被長條巨幅的王鐸書法所吸引,曾問時任平安書道會副會長的長尾甲(吳昌碩的好友):“王鐸書法怎么樣 ”長尾回答很干脆:“當然好??!”又問:“可不可以學 ”,回答:“不可以!”在當時日本關西書壇,書法只可以學“二王”,那可是金科玉律,不可越雷池的。當村上三島最初以王鐸書風發表作品時,遭到了老前輩們的一致苛責,以至不得不離開當時的所屬團體。然而,村上致力于王鐸書法,得到了關西地區書壇權威辻本史邑的支持。當有書家指責村上學王鐸是“搞什么名堂”時,辻本說,村上君在學王鐸??!其實我也在著手研究呢。就這樣,王鐸書風在關西地區開始慢慢有了星火并漸漸開始燎原。
日本書壇傳統書風占絕對優勢,而傳統派書法體系大致可分為兩大地方陣營,即關東(以東京為中心)的碑學體系和關西(以大阪、京都為中心)的帖學體系。關西地區的帖學體系,確切地說是以王鐸為主要書風的帖學,且,這一體系在不斷擴大,大有覆蓋全日本之勢。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在關西地區甚至整個日本書壇,有“后王(王鐸)勝前王(王羲之)”之說,由此看出王鐸在日本書法界的影響程度。而這一體系的的開派者,正是村上三島。
王鐸作為明末清初的大家,其作品何時開始流往日本,已難以考證,據筆者所見日本公私藏家所藏王鐸作品裝裱、題盒以及相關資料情況看,早在清初就已經有作品傳往日本,受到日本書法界、茶道界的欣賞、喜愛。只是,真正在書法界產生影響,則是從村上三島等關系書法家們臨摹、學習王鐸書法開始的。村上三島于戰后書法加入官方的藝術展“日展”成為第五科后第一回設立“特選”,就得了獎,“王鐸書風”得到了書法界的認可,隨著村上三島先生地位的上升,追隨者王鐸書風的書法家越來越多,逐漸成為戰后關西書壇的主流?,F在,王鐸書風已經不僅僅局限于關西地區,其影響遍及整個日本書法界。大東文化大學、東京學藝大學書法調查顯示,“王鐸”在明清書法中的人氣指數為第一。
王鐸書法作品,也因村上三島先生等書法家們的大量收藏而成為搶手貨,價格也不斷飆升。二十世紀末的國內拍賣會的王鐸作品,幾乎都被日本買家購往日本。兩千年后,國內市場開始發生了變化,隨著國內市場的升溫,日本藏品開始回流,不僅是那些九十年代的拍品,清末流出的歷代名跡,如米芾《硯山銘》,還有更早時期傳往日本的歷代名品,不斷出現在國內市場上。本次聽說匡時拍賣征集到了村上三島珍藏多年的王鐸《雒州香山作》等名品時著實吃了一驚。村上先生視王鐸為生命的珍品,因其仙逝而使這樣的古代書法名跡回到了祖國,豈所謂“聚散皆因緣”耶!這些早年傳往日本,在東瀛影響了幾十年,影響了關西書壇,甚至影響了整個日本書壇的名品,在匡時拍賣會顯身,其意義已遠遠超出王鐸書法作品本身了。
論及書法,固然不可以不談“二王”,中國書法自“二王”之后,可謂是百家爭鳴,出現了許多著名的書法家,他們深受“二王”書風的影響,王鐸也在其列。王鐸是一個非常傳統的書家,但王鐸對“二王”書風的繼承與發展,并不是簡單的增加亂頭粗服,點畫狼藉的狂怪用筆,而是大膽的注入了自己的狂放的豪氣,使章法極盡歪斜,縱橫之能放,造成字勢的傾倒緊迫,氣勢奔放,勢不可當。他把縱列種的橫筆突出與大小粗細的提按縱放想結合,造成恣肆任性,擺動強烈的鮮明對比。墨色的濃淡、干濕與結構的疏密、聚散相互為呼應,含蓄多變,風神灑脫?!皾q墨”使作品出現雄強豪放、蒼老粗曠的藝術個性??窆P纏繞的連綿與逸筆跳躍的節奏,縱橫奇崛,節拍適宜,表現出憾人心魄的磅礴力量。
談到王鐸莫不想到他獨特的漲墨效果,把“漲墨法”用到極致的以作于1640年的《雒州香山作》最為著名,在此作中,中我們能看到因漲墨而造成一個字筆畫之間的粘合,有時筆畫之間的空間完全被墨暈沒,由于筆蓄墨很多,墨在字中間暈開,使字的邊緣呈不規則狀,就仿佛在刻章時由于快速運刀所致的不期然的崩裂效果。但在王鐸許多作品中運用漲墨可以說是一種相當精微復雜的藝術嘗試,此漲墨可以說是一種自然的揮灑,加強了字與字的對比張力,增加了觀者的品讀性 “漲墨”可謂是王鐸在書法作品中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妙筆,觀其整張作品,其墨由濕漸干,由于漸枯,潤燥相間,節奏有生,尤其是巧用漲墨來粘并筆畫形成塊面,一方面簡潔形華,避免瑣碎,另一方面造成點、線與墨塊的對比,縱而能斂,勢若不盡,意味無窮。
《雒州香山詩軸》詩見于《擬山園選集》五律卷一,集中載有兩首,此為其一。洛州香山,即洛陽的香山寺,以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生前曾居于此,死后亦葬于此而得名。王鐸另有行書《香山寺作詩軸》(見附圖一),從兩詩的內容看,一為描寫秋冬之際的景象,一為描寫夏季的景象,所以不是同時之作。
署款中的“孟堅詞翁”,與其傳世名作行書條幅《萬騎爭歌楊柳春》(見附圖二)中的署款“孟堅老詞壇”是同一人?!稊M山園選集》卷二八《黃梓山奏議序》中言及此人:“余為諸生時,遼事潰,即問梓山公爭勿輕戰,欲以全力蹙敵。后二十余年,始交御史黃鶴岺,金吾黃公孟堅。孟堅示梓山公奏議……?!边@里的“遼事潰”指萬歷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一六一八)努爾哈赤以“七大恨”為名,誓師伐明事。明朝初無防備,努爾哈赤率軍先攻撫順,繼取清河堡,運挫明軍,全遼震動。是為后金政權建立后,公開與明朝對抗的開始。這一年王鐸二十七歲。又據文中“后二十余年”云云,知王鐸與孟堅交往乃始于四十八、九歲的時期(崇禎十二、三年)。另據“庚辰正月十宵”,知此作書于北京。
(摘自《中國書法全集—王鐸卷》高文龍注釋)